引言
毛岸青是毛主席的儿子，贺子珍是毛主席的第二任妻子。毛主席将他们联系在一起，让他们的生活轨迹有了交集。
这事儿跟下面这个故事挺像的：1938年的时候，贺子珍在苏联见到了毛岸青，她对毛岸青照顾得无微不至，用满满的爱包围着他。这个小家伙从小就没妈，心里头一直挺孤单的，可贺子珍的爱就像阳光一样，温暖了他的心，让他感受到了那种简单又真挚的关怀。
在远离家乡的日子里，贺子珍和毛岸青结下了深厚的母子情。这份情谊，给他们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。
尽管从1949年起，毛岸青和贺子珍见面的机会很少，但他对贺子珍一直怀有感激和思念之情。
1949年，毛岸青和毛主席的卫士武象廷聊天时，提到了贺子珍。当时，他动情地说：
我和哥哥去苏联后，贺妈妈一边工作，一边供我们上学读书，培养我们。在苏联，我们一家四口人的生活，都由贺妈妈一个人承担，是贺妈妈把我们教育培养起来的。
在贺子珍的珍藏箱中，藏着一本尘封多年的老相册。相册里，有一张特殊的照片，记录着毛岸青在苏联的时光。每当贺子珍在日常生活中翻阅相册，目光触及这张照片，她就会回想起自己曾经悉心照顾了12年的毛岸青。那一刻，她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，每一丝思绪都涌动着对那段时光的深深怀念。
“妈妈和孩子之间的情感非常深厚。”
1937年初，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在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的带领下，平安抵达苏联，开始了他们的求学之旅。
为了让生活更贴近当地，毛岸青和毛岸英给自己取了俄语名字。毛岸青的新名字叫戈勒，毛岸英的则是谢廖沙。
从过去到现在，毛岸青，这位在童年里四处流浪、受尽了磨难的孩子，终于和爸爸毛泽东取得了联系，再次感受到了爸爸的关爱和鼓舞。同时，命运之神也把贺子珍带到他的身边，让他体验到了久违而深刻的母爱。
毛岸青和贺子珍这对儿的故事，始于1938年的春天。就像是自然界中的花儿等待春雨滋润，他们俩的缘分也悄然萌发在这段生机勃勃的季节里。
毛岸青和毛岸英先在东方大学的八部落脚，白天他们去那儿的小朋友学习班，学点文化课。同时，东方大学的领导陈潭秋在帮他们办入学手续，手续一办好，他们就转去国际儿童院上学。
另一边，怀有身孕的贺子珍刚刚和一批中国同志一起来到苏联，进入东方大学开始了她的学习和生活。
当贺子珍正在适应新环境和新生活时，听说杨开慧的两个儿子也住在同一个大院里，她既惊讶又高兴，立刻提出想去看看他们。
一位名叫阿烈耶夫的老师决定领贺子珍去拜访毛岸青和毛岸英。他们踏进兄弟俩的房间时，阿烈耶夫老师面带笑容，兴奋地宣布：“谢廖沙，戈勒，你们猜猜看，这位是谁？她可是特地来看你们的呢！”
毛岸青和毛岸英兄弟俩看到老师带了个生面孔的阿姨进来，还说是要专门来看他们的，心里直犯嘀咕。他们在苏联，没亲戚，也没啥熟人，怎么会有人特地跑来找他们呢？
满心疑问，毛岸青和毛岸英将目光投向了贺子珍。他们之前从未见过她，也从没听说过她的名字，对于她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。他们只是用一种好奇的眼神打量着她。
他们仔细看着贺子珍，觉得她应该有三四十岁。她的眉毛很浓，个子高挑，显得有些瘦削。她面容慈善，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。他们心里暗暗觉得贺子珍很亲切。
当毛岸青和毛岸英以好奇的小眼神打量着贺子珍时，贺子珍正以和煦的笑容回应他们，亲切地问：“你们俩就是岸英和岸青吗？”
阿烈耶夫对她说："对头，那个是你们哥哥岸英，人们也叫他谢廖沙；那个小的是岸青，大家都叫他戈勒。"然后，阿烈耶夫又对兄弟俩介绍贺子珍："她是你们的贺妈妈，就是贺子珍。她现在在东方大学上学。"
毛岸青和毛岸英，从小就跟妈妈分开，妈妈这个词对他们来说，就像梦里的风景，既熟悉又遥远。因此，他们没把贺子珍当妈妈叫，也没问过她爸爸怎么样。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沉默和拘束。
贺子珍知道毛岸青和毛岸英对她感到陌生，觉得有点拘束。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，贺子珍重新做了一遍自我介绍：“我就是贺子珍，到苏联后改名叫文云。你们的爸爸一定很想念你们吧！他身体很好，工作很忙，常常想着你们呢！”
这时，阿烈耶夫见贺子珍已经成功见到毛岸青和毛岸英，就起身告辞了。
阿烈耶夫离开后，贺子珍环视了一下屋子，发现兄弟俩的床上乱糟糟地堆着衣服，便起身动手，卷起袖子，帮他们整理好。
整理完自己的小窝后，贺子珍觉得整个屋子也该焕然一新，于是她开始了忙碌的打扫。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，她擦擦这里，扫扫那里，还把那两个小家伙换下来的衣服拿到河边洗好，晾在阳光下。
毛岸青和毛岸英，看着贺子珍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，心里过意不去，便主动凑上去，帮忙打下手。很快，屋子里的气氛变得热闹起来，三人一齐动手，没多久，整个空间都变得整洁又舒适。
坐下休息时，贺子珍拿出两个苹果，一人给兄弟一个。毛岸英也很懂事，倒了一杯水，放上茶叶，端给贺子珍喝。
贺子珍和毛岸青的初次相遇，就在这儿发生了。
后来，贺子珍在紧张的学习之余，经常抽空去看望毛岸青和毛岸英，给他们做家务，打扫家里，洗衣服。
开始时，贺子珍没有告诉哥哥弟弟她和毛主席的关系，只是默默地照顾着他们的生活。
毛岸青和毛岸英兄弟俩年纪还小，他们对贺子珍的身份没有多想。可看着贺子珍对他们好得似乎没道理，他们心里总是有些疑惑。
他们认为，贺子珍可能只是一个善良的人，特别爱孩子。见他们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活，又没有亲人陪伴，就感到很怜惜，所以对孩子们照顾得很周到。
无论如何，贺子珍对毛岸青和毛岸英的照顾是实实在在的。毛岸青和毛岸英感受到了贺子珍对他们的关心和呵护，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感激。
时间久了，毛岸青和毛岸英心里的疑惑越来越多。他们很好奇，为什么贺子珍会这么好待他们。于是，他们找了一个认识的人，想弄清楚这个问题：“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姑娘对我们这么好？”当有人告诉他们贺子珍的身份时，他们终于明白了。
就这样，在遥远的苏联，在离祖国很远的地方，贺子珍像母亲一样细心照顾毛岸青和毛岸英，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。毛岸青和毛岸英也从贺子珍身上重新感受到了母爱，这份爱使他们在远离家乡的岁月里感受到了温暖和关怀。
毛岸青和毛岸英跟贺子珍相处了一段时间后，开始叫她“贺妈妈”。这个称呼体现了他们对贺子珍的尊敬和喜爱，也说明贺子珍对他们很好。
正是因为贺子珍对毛岸青和毛岸英真心实意，他们才亲切地称呼她为“贺妈妈”，充满了深情。
没多久，毛岸青和毛岸英搞定了一切，来到了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上学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离开原来住的地方了。
东方大学八部与儿童院相距不远。每逢假期，贺子珍都会带着一些吃的和用的东西去儿童院，看看毛岸青和毛岸英过得怎么样，看看他们还需要什么，然后帮他们添置。毛岸青和毛岸英也会回东方大学八部看望贺子珍。
那时候，贺子珍每个月有70卢布的补贴。除了自己的吃穿用度，她把剩下的钱都用来帮助毛岸青和毛岸英。
1938年5月，毛岸青和毛岸英已经很久没有和贺子珍见面了。他们担心她是不是生病了，或者还没来得及告别就离开了苏联，返回了祖国。于是，他们决定去她的住处看看。
走进贺子珍的屋，毛岸青和毛岸英看到床上有个小宝宝，连忙跑过去。宝宝熟睡的样子太可爱了，毛岸青惊喜地说：“哎呀，小弟弟长得和我爸爸好像！”
毛岸英旁边也笑眯眯地看着小弟弟，看到他额头宽宽的，鼻梁高挺，长得和爸爸很像，感叹道：“对，小弟弟还真像爸爸。”
两个哥哥对着他们的小弟弟，眼里满是喜爱，毛岸青更是轻轻地握住弟弟那软乎乎的小手，想要和他更加亲近。看到他们满脸的喜悦，贺子珍笑着解释说：“因为他是你们的爸爸生的呀！”
后来，贺子珍给她的儿子取了个小名，叫做廖瓦。东方大学还贴心地安排了一个保姆，和贺子珍一起照顾这个小宝贝。毛岸青和毛岸英，也就是小廖瓦的哥哥们，经常会来看望这个新生命，他们都非常开心，对小弟弟的到来感到无比欣喜。
毛岸青和毛岸英在聚会时会帮助贺子珍照顾小弟弟，有时候也会陪她练习俄语口语。
贺子珍会跟毛岸青和毛岸英分享革命的传奇故事，比如那场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，讲述那段路途的险阻和父亲一路走来的艰辛。
毛岸青和毛岸英听得非常认真，脸上露出敬仰的表情，从心里佩服父亲和其他革命者现在在中国做的事情。
贺子珍离开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已经有大半年的光景了。每当夜深人静，她的心里就会不由自主地飘回延安，回忆起那些和战友并肩作战的日子，以及那些刻骨铭心的革命岁月。因此，每当她给毛岸青和毛岸英讲起革命故事时，总是带着深深的怀念和感慨，仿佛那些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，越讲越觉得激动人心。
贺子珍在宝宝出生一个月后，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学习的怀抱。她把宝贝儿子送到了东方大学八部的托儿所，让他在那里得到了悉心的照料。托儿所的设施一应俱全，小床上铺着整洁干净的被褥，让人感觉非常舒适。而且，那里的工作人员数量充足，医生和护士都经验丰富，懂得如何照顾好孩子，传授了不少保育知识。
但是，廖瓦在10个月大时，得了流感，随后流感变成了肺炎。那时候的医疗条件有限，廖瓦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，最终没能活下来。
有一天，毛岸青和毛岸英像往常一样去看望贺子珍。再次见到她时，他们觉得贺子珍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她整个人看起来很不开心，头发乱蓬蓬的，脸上还有泪痕，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。
毛岸青和毛岸英懵了，就像被一股风刮迷了路，四处张望，突然，他们的心猛地一揪，小弟弟不见了。心里的疑问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，他们急切地转向贺子珍，声音里满是担忧：“弟弟呢？小弟弟呢？”毛岸青、毛岸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怎么回事，他们朝屋子四处一瞧，突然反应过来，怎么没有看到小弟弟，于是着急地问贺子珍：“弟弟呢？小弟弟呢？”
贺子珍眼眶里蓄满了泪水，一颗颗晶莹的珠子顺着脸颊滑落。当这对兄弟从贺子珍那里得知小弟不久前离世的消息时，他们的心仿佛被狠狠地割了一刀。小弟那娇小可爱、惹人疼爱的模样浮现在眼前，那种再也无法相见的残酷现实，让兄弟俩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泪水如决堤的洪水，无声地宣泄着他们的悲伤。
过了一会儿，毛岸英哭声止住了，他安慰贺子珍：“妈妈，别难过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小弟弟不在了，还有我们呢，我们也是你的儿子啊！”
贺子珍还深陷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，但毛岸英温柔的安慰，为她带来了不少心灵上的慰藉。毛岸青和毛岸英虽然年纪轻轻，但他们那纯真的话语和始终如一的陪伴，让刚从丧子之痛中走出的贺子珍感受到了来自亲人的真情与牵挂。
1941年，5岁的李敏来到了苏联。女儿的到来，让贺子珍的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，驱散了她心中的阴霾。
毛岸青和毛岸英也见到了从未见过的妹妹。血浓于水的亲情让他们紧紧相连，他们本能地疼爱妹妹，对她宠爱有加，保护备至。
在这遥远的外国土地上，贺子珍把李敏、毛岸青、毛岸英当作自己的心头肉，细心照料，为他们撑起一片安宁的天空。而这些孩子，也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，给予贺子珍无限的勇气和动力。
可是，这种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。
1941年6月，苏联卫国战争爆发，莫斯科变得非常混乱。贺子珍、李敏、毛岸青和毛岸英一下子陷入了不安的境地。他们每天只能靠发下来的面包过日子，随时面临着饥饿的威胁。一种焦虑和恐慌的情绪在他们心里蔓延。
不久之后，东方大学停止运营，国际儿童院也要从莫斯科迁移到伊万诺夫市。贺子珍、李敏、毛岸青和毛岸英也跟着学校师生一起撤离，最终抵达了伊万诺夫市。
因为物资紧张，李敏、毛岸青和毛岸英每天的食物只有儿童院发的三片面包。贺子珍也得去街上的面包店领食物，但每天也只有三片面包。
李敏、毛岸青、毛岸英正处在需要营养的年纪，几片面包根本不够他们吃。看着孩子们吃不饱饭，默默忍受的样子，贺子珍的心疼不已。
为了让孩子们能多吃些，贺子珍自己总是饿着肚子，把食物均匀地分给孩子们，只留一点点给自己。除此之外，她还会把包裹里的衣服卖了换钱，到商店里买糖果，让孩子们能偶尔享受一下甜食，解解馋。
不过，要想吃得上饭，得好好规划未来。
贺子珍去了市场，挑了几样菜的种子，然后在她的小院子里种上了土豆和胡萝卜。土豆种起来挺简单的，收成也不错。可是胡萝卜，哎，就没那么顺利了。
这是因为贺子珍不太会做田里的事情。就像是种胡萝卜，小苗刚冒头，就得把它们一根根拔掉，只留下长得壮实的那棵。但贺子珍不忍心拔掉小苗，结果，胡萝卜没长好，长得弯弯曲曲的，没法好好伸展。
多年后，贺子珍回忆起在苏联种地的日子，说到当年种的胡萝卜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只有这么大一点。”
贺子珍靠自己种的土豆和胡萝卜，养活了李敏、毛岸青和毛岸英。在困难的环境中，他们能吃饱穿暖，不再为温饱发愁。贺子珍用她的勤劳和坚韧，消除了孩子们心中的焦虑和恐慌，给他们带来了踏实和安全感。
在苏联的日子里，贺子珍像母亲一样，细心照料着毛岸青和毛岸英。她用自己的爱和力量，为他们撑起一片天空，让他们在这片天空下安全成长。他们一起享受过快乐，也一起面对过困难，那段特别的时光，成为了他们心中永远的回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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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一晃而过。
1945年底，毛岸英回到了祖国。
1946年夏天，王稼祥去了苏联，并在那里见到了贺子珍。征求了她的意见，并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后，王稼祥打算带她一起回国。这时，贺子珍提出希望带着毛岸青一同返回。
毛岸青小时候耳朵受过伤，听力不太好，生活自理能力也不强。贺子珍担心他一个人在苏联生活会遇到困难，所以一定要把他带在身边才放心。
毛岸青听说贺子珍要带他一起走，心里非常高兴。哥哥已经回国了，如果贺妈妈和李敏也回来了，留他一个人在这里会多么孤单啊！现在好了，自己也要回国了，这么多年漂泊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。和贺妈妈在一起，他感受到了有人关心、有人挂念的感觉。
1947年，贺子珍与毛岸青、李敏登上了回国的列车。这趟30多天的旅程，每一天都让他们离祖国更近，这让贺子珍的心情十分激动。毛岸青和李敏也很开心，在火车上他们坐得很近，经常用俄语聊天炒股配资网，气氛非常愉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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